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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法律体系化还需“三步走”

原标题: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黄希生访谈:生活垃圾分类强制法系统化还有“三步走”。|观察

核心提示:继上海之后,北京的垃圾分类工作也在加速。与此同时,全国许多城市正在通过立法逐渐“强化”垃圾分类的软限制。然而,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黄希生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目前我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法律制度仍有待建立和完善,具体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有待完善。

记者|徐秋英

上海实施强制垃圾分类后,北京的垃圾分类工作也在加速。几天前,《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修正案》)公开征求意见。

中国其他地区正在迎头赶上,天津、长沙、石家庄和其他城市表示,它们正通过立法逐步“强化”垃圾分类的软限制。

“在生活垃圾分类的背景下,强制是指从道德约束到法律监管的强化,从自治到国家强制的过渡,以及从个人行为到公民义务的过渡。”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黄希生说。

何认为,目前我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法律制度还需要建立和完善,具体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也需要完善。

分类表述不统一,内涵雷同

记者:北京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涉及到许多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如垃圾减量、快递可回收环保包装、餐饮酒店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等。你对修正案的内容有何评论?上海和北京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系统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黄喜生:《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送审稿)》与《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相比有所创新。例如,它要求党政机关和机构实行无纸化办公,不使用一次性杯子和其他物品。餐饮经营单位、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和酒店经营单位不得自行提供一次性餐具或日用品。快递企业和电子商务企业使用或引导消费者使用环保包装。

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固体废物管理系统也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例如,关于生活垃圾的分类标准,北京将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材料、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而上海将生活垃圾分为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材料和有害垃圾。在我看来,北京和上海的分类并不统一,但内涵是一样的。地方立法机构不应通过异化来彰显其立法成就。相反,如果全国的垃圾分类采用统一的标准,无疑将有利于公民了解和遵守法律,从而促进对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的共识。因此,建议在国家《生活垃圾管理基本法》中,确定统一的垃圾分类标准,建立统一的体系,促进生活垃圾标准化处置的全面发展。

“响应性”立法模式降低系统的试错成本

记者:你认为中国的生活垃圾分类系统采用了“响应性”立法模式,那么这种模式的优缺点是什么?

黄希生:一般来说,中国的环境立法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建设性立法模式和回应性立法模式。前者意味着环境法律制度由最高当局设计,然后在当地试行和实施。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模式。后者是指环境法律制度起源于地方试点项目,并在取得一定成绩后得到上级法律的认可和规范,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变革模式。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是一项社会成本较高的系统设计。如果“建设性”立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发布的黄希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加快建立强制性垃圾分类体系”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进一步指出,“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垃圾处理体系,形成法治、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体系。”《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引入正式启动了生活垃圾的强制性分类。2019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征求意见。草案增加了“国家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体系”的新条款,并计划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法治轨道。

记者:目前,环境保护法对生活垃圾的分类没有明确的规定。具体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完善生活垃圾分类的法律制度?

黄希生:我认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法的系统化可以通过“三步走”的方式来实现。首先,《环境保护法》是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中“污染和其他公害的防治”一章规定了生活垃圾的强制性分类,并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护法》作为补充。其次,国务院制定了《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详细规定了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权利(权力)、义务主体及相应的职责,为相关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提供参考。最后是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相关部门。将颁布垃圾分类各方面的配套法规,以实现强制性垃圾分类的综合监管。

垃圾税制度促进生活垃圾减量

记者:您建议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费机制,试行垃圾税制度。我们应该如何划分生活垃圾分类责任,明确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黄希生:强制分类生活垃圾可以实现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和处理,这无疑可以提高生活垃圾处理的效率,实现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和无害化。然而,生活垃圾的强制分类并不能对“垃圾围城”问题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分类并不能减少产生生活垃圾的行为。换句话说,强制分类生活垃圾有助于促进生活垃圾的回收和无害化,但对减少废物没有实质性帮助。垃圾税是一种促进减税的制度设计。它的本质是“你失去多少就收集多少”。欧洲的荷兰对家庭征收垃圾税,目的是减少垃圾的投入量,并为垃圾的收集和处理筹集资金。由于住户是征收单位,垃圾税的征收将根据住户数量调整税额。我认为,在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全面实施后,垃圾税可以适时实施,以实现减少、回收和无害化生活垃圾的目的。

记者:你认为减少生活垃圾的法律体系有哪些改进?

黄希生:公民个人减少家庭垃圾的效果远不如生产家庭用品的企业和机构。因此,企业和机构设计和生产的家庭用品减少的程度也会影响到废物税本身的效力。因此,西方学者提出了“生态设计”理论,即生产者不仅要对交付的商品或服务承担环境责任,还要承担“生态设计”的责任,如选择清洁环保的材料,在前端环节进行适当的包装。为了深化企业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我认为环境保护是一种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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